“布谷、布谷，割麦种谷”。布谷鸟那嘹亮的歌声，又在辽阔的田野响起，无边的麦浪随风翻滚着，如铺在大锅里的煎饼，一天天无声地焦黄起来。

又是一个割麦的时节！

小时候，不懂农时，只有听到布谷鸟叫，才感受到空气中麦子成熟的气息，心里既欣喜也有些莫名的烦躁，因为对于割麦这件事，我的体验更多的是恐惧和焦虑。

最早的记忆保留在1990年麦收，现在想起来是心酸。那年，小弟弟农历四月二十七出生，正赶上农忙时。因为他是父母的第三个孩子，属于超生，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，母亲只好躲在湖北外婆家的牛棚里坐月子，我和大弟弟、父亲三个人在家。大清早，父亲先把大锅的早饭和猪食煮上，就开始蹲在院子里“滋啦滋啦”磨镰刀，等我们吃了饭、刷了碗筷、去了学校，他才能驾着人力拉车去地里割麦。

那时，太阳已升得老高，热浪如火舔般让人难受，起早干活儿的乡亲们都收工回家了。偌大的麦田里，只剩下父亲那孤独的身影，弯着腰，前腿弓着，后腿蹬着，一手抓麦秆，一手紧握镰刀，一镰刀一镰刀地放倒、集中、晾晒。尽管他很努力，但毕竟只有一个人，俗话说“快手不如帮手”，两天过去，麦田里的麦子还有一半倔强地站着，而两边邻家的地里已经收拾干净了。

我那时10岁，大弟弟8岁，也想着帮父亲割上一把，他却故作轻松地说：“就这点儿活儿，爹一会儿就干完了，用不上你们！”第三天清早醒来，意外地没听到磨镰刀声，倒是院子里一个高大的“蘑菇”矗立着。父亲的双眼充满了红色的血丝。他一脸笑意却遮掩不住浑身的疲倦。原来，为了不被别人笑话，更为了不使麦子熟透掉落在地里，父亲居然一夜未眠，不仅割完了剩下的麦子，还一一捆绑好拉回家，搭成了一个方便遮盖和晾晒的大麦垛。

后来，听奶奶说，父亲因为劳累过度，加上急火攻心，一连好多天都撒不出小便来。但在当时，父亲每天都变着花样给我们姐弟做好吃的，丝毫也没有表现出痛苦的样子，反倒满脸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！

1992年4月初，麦穗又黄，父亲却因肝癌医治不及时，撒手人寰。

院子里再没有那佝偻的身子为我们削制木枪，也没有了来回在磨石上灵活推拉的大手，父亲从此不用再割麦。

12岁的我和母亲成了蹩脚的“刀客”。

10岁的大弟弟用头顶、肩扛、怀抱、手提的混合动作，把麦捆子运到地头儿，小心地放在拉车上。开始时，他每次拉5、6个，后来，每次拉3、4个，最后，车上只放一两个麦个子，他就踉踉跄跄地上路了。

我知道，他的确已精疲力尽。

一个10岁的没有父亲的男孩，在苦涩的生活面前，迅速成长为小小男子汉！责任和担当在逆境中练就。

春耕秋耘，冬种夏收。

四季轮回中，麦子青了又黄，黄了又青。逐渐长大的我们，割麦的技术日益熟练，力气渐长，干农活已不再像以前那样困难。因为吃过生活的苦，所以对知识的情感如同饥饿的人看到面包。我考了农转非，吃了商品粮；小弟弟上了大学，进了公司，成了技术人员；大弟弟苦读到高中，选择进厂做工，家中只剩下2个人的耕地，还有一部分被别人承包种了中药材。种小麦的地是越来越少了，而小麦却不用镰刀去割了。

现在，每年的夏收，政府会专门组织各种型号的割麦机来到农田，为农民们收割麦子。机器一趟走过去，麦秆变成麦茬，麦穗变成麦粒，现场装袋，回家就晒，实在方便。

因为疫情不能返乡，今年的麦收，我们姐弟都很担心。母亲打来电话说，村里组织了青年志愿者，帮乡亲们夏收。她只管把门敞开着接粮食就行，1个人在家就能搞定。

我们劝母亲，今年收了粮，就不要再种了，劳累了一辈子，已近古稀之年，该歇歇了。

母亲却笑着说：“我昨天看新闻联播了，习主席说，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，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。现在国家政策越来越好，自己种自己吃，还发粮食补贴，多好的日子呀，我一定要种到走不动为止。”

是呀，地是要种下去，只是，用镰刀割麦这件事怕是要成为永久的回忆了！

来源：河南省淅川县第九小学 朱建琳

编辑：微视河南 张艺